Catch125 – Burn the Drama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-不要忘記我們與惡的距離
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始於一場無差別的殺人案,延伸至專業與現實、理智與情緒、內疚與放下、面子與愛的矛盾。

跟這段日子的人物、故事脈絡都很吻合,記者、法治、精神狀態、眾矢之的、十惡不赦之人的家屬、輿論⋯⋯每一次很憤怒的時候,每一次被說成「這不是黃藍之爭,而是黑白之別」的時候,要問自己一句「我們與惡的距離」有多遠。很和理非,但看劇之時,不也正正因為看見「勇武殺錯良民」而唏噓嗎?

對,因為看劇的時候,我們用「上帝角度」宏觀立體地看見人的行動反應之餘,我們看見了一個人的背景、動機、原委。

每個人都有原委,問題係個制度

記者/被害者家屬
宋喬安

宋喬安作為一個記者的原委是:為了應付公司的廣告收入,所以 Juicy 比公眾知情權重要。香港某些記者的原委是:雖然有人被收編、有人無知、有人為搏上位、有人為嫁入豪門⋯⋯ 但不是所有前線記者都毫無良知,不少人在封閉的空間盡最後一分力,希望在這個佔大部份收視的平台上,盡做。

個「掣」的問題在於,有財力的媒體無心做,有心做的媒體無錢做。

宋喬安作為一個被害者家屬,「——死全家」要是合理,最該說的人是這位媽媽,但那「家人」正是李大芝,若你認識李大芝,你還想要她死嗎?

不認識李大芝的受害者家屬還可以理直氣壯的咀咒這家人,但她成為你的戰友、徒弟、朋友,連最後的發洩出口也失去了,憤怒向誰渲洩?

人權律師
王赦

法治的原則是,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任何犯法的人,都應該被法律制裁,但同時享有基本人權。包括你支持或反對的一方都該享有同等的權利。

任何一方包括無差別的恐襲、破壞公物、非法集結、濫用私刑,若然都犯了法,要拘捕、要被控,誰有權說釋放?我們總會自己陣營的人說很多「不過、因為、之前、若然不是誰做了甚麼⋯⋯」這就是有法庭的原因。有求情的理由,是後續的事。

所以人權律師王赦可以不顧一切為最惡的人辯護,當然有些人的惡他會想保持遠一點。

精神病患者
應思聰 /
兇手
李曉明

應思聰不知道自己的反應與常人有異,常幻想自己被害,早已失去與外界溝通的能力。旁人能從道德上責怪他做出傷害人的事嗎?

根據「史丹福監獄實驗」(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),當一個人被賦予權力,有三分一人呈現施虐者的行為,其他人也成為沉默的旁觀者。這不是惡的藉口,卻是經科學實證的客觀現象,一個不能否定、必然會發生的客觀現象。

李曉明當然要為他所作過的惡負上責任,但如何減少這些惡的蔓延,正是律司王赦想要在他身上得到的答案。

由五年的兩傘到今時今日,何以我們沒有「醫好」一個隨便對陌生人施暴的人,沒有一個警察覺醒而倒戈?為甚麼他們打得更狠?

病患者家屬
應思悅

大眾、媒體、甚至家人都並不了解精神病 /情緒病,從而用普通人的角度去審視思聰的行為。

傷害他人或者傷害自己,其實都不是普通人尋常會做的事。我們想去救人、我們想政府為此負上責任、我們想更多人關注。但很可能我們不自覺地,把與惡的距離拉到自己身上。

自殺新聞要低調處理,是基本的新聞原則,因為人會模仿,因為會模仿的人不是普通人,而是情緒本來就不穩定的人,我們不可以提供動機讓人覺得「一死可以謝天華」,甚或提醒他們有這麼一個作為出口的選項。少提,不是為政權隱瞞,而家一條人命更重要。

不要因為對情緒問題的無知,而不自覺把人引到懸崖邊。

網民

劇中總有一段網民評價,往往是沒有經過思考、沒有Fact check、純情緒發洩但話說得很盡的回應。

這陣子的黃藍之別、或者黑白之白,大概是這樣的:

從示威者的角度:不義的政權 》遊行抗議表達意見 》不被理會 》行動升級 》警察動武 》不再和理非 》警察打人 》憤怒

從撐警的角度:香港是全球最富裕、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》生活愉快 》有市民對社會現況無病呻吟》警察返工維持法紀  》被暴徒於執行工務時辱罵 》同袍被打 》憤怒

在這些前設及同溫層的發酵下,雙方根本不可能說服對方。

兄弟爬山,核爆都不分

每個香港人都是市民,若然相信民主,民主包括尊重蠢人、惡人、自私的人的意願。我們不單要打贏一些戰事(Battles),更要重奪這些同屬香港人的「惡人」,要知道對方「成惡之路」,亦要對症下藥,讓所有人醒覺才是打贏一場仗(War) 的意義。

最後,以梁天琦的信作結 

我時常提醒自己:政治的工作不只是要令支持自己的人繼續支持自己,而更是要令不支持自己的人轉為支持自己,改變想法,認同自己的方向。

梁天琦 2019 年 7 月 28 日
嘉芙書
聽故事,可以偷取別人一生的經驗;
說故事,可以啟發別人一生的路向。